談《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15條：戰時管制媒體，那麼誰來核實訊息或反向蒐證？

作者按：本文依原刊版本重新整理，保留原始論證脈絡與圖片順序，並針對站內閱讀節奏重新編排段落與圖說，以便作為可檢索、可引用的典藏版本。

近期，《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修正草案引發社會廣泛討論，因內容性質廣含社會許多面向，法條內包含教育部應負責精神動員；內政部負責人力物資分配等細節。其中對於教育部的「精神動員」與將學生名冊以該法令的名義將由國防部掌握納管，頗受爭議。

但筆者更想討論的內容及在於近日的草案修正，將原本十五條裡的「重要專門技術人員所屬之事業機構應配合辦理及提供相關動員能量資料。」增述納入新聞媒體從業人員亦要在平時提供動員能量報告，更甚至在動員時期實施管制。這會帶來什麼影響？

且讓我從上至國家、下至普羅大眾皆喜愛的「將台海處境與之比較的俄烏戰爭」開始。

蛇島死而復生、參戰市長赴前線、戰爭神話還是抹黑戰術？

經過一年的戰事，也許目前的俄烏戰爭對其他的國家與旁觀者而言，已經變得使人乏味。烏克蘭人民顛沛流離的樣子在歐洲各國不斷上演，在許多歐洲民眾的觀感裡烏克蘭政府不過是一個不斷向歐美伸手要軍援，期待能將對手打上談判桌；另一方面，俄羅斯則進行著停不下來的「特別軍事行動」，期待中的冬日攻勢並未達到效果，但靠過往一年的石油收入，仍夠獲取維持戰爭所需經費。

而兩國除了現實戰場上的進攻與防守；網路上的相互的攻擊與齟齬不斷，更隨著戰事的時間不斷拉長而各自發表許多「戰爭神話」。

從最早被報出全員「壯烈犧牲」又突然死而復生榮譽歸國的蛇島士兵、或單膝跪地身著軍裝的市長參加前線戰鬥的照片在推特流傳，而後被人證實不過是開戰之前視察軍隊時的紀念照；或是俄羅斯一輛坦克單挑整個烏克蘭機動排；甚至被媒體大力報導擊落數十架敵機「基輔幽靈」（Ghost of Kyiv）後被烏克蘭官方補述為「是烏克蘭軍人形象的『虛構角色』」。

以上這些並不是來自於電視裡的抗日神劇，而是許多具有公信力的媒體所報導的內容，甚至是官方報導。這時可能有人不經要問，到底我們能相信誰？

而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有一個機構的存在被後世當作用以揶揄掌權單位為了自身利益篡改訊息的代表——日本帝國大本營，或稱大本營戰報。而經過簡單的今昔對比，就會發現，歷史正不斷的重複。

在二戰末期，由於日本帝國軍隊在戰場上盡顯頹勢，但即使在中途島、菲律賓海海戰中喪失了幾乎所有可用船隻、飛機的聯合艦隊，大本營的戰報依舊看起來如此的「優勢在我」。

舉例在1944年10月所發生的台灣附近海域的海空戰鬥，大本營即在報紙上宣稱「擊破美軍45艘軍艦」，總和相加幾乎等於全滅美軍特遣艦隊的浮誇戰報。不過，想當然爾，在紙面上的想像，終究無法停止任何美軍的空襲與接連的軍事行動。

在消息閉鎖且容易操弄的上世紀，可能真有日本民眾好奇，戰報明明傳來的接連勝利的好消息，卻無人解釋，為何B29轟炸機仍在日本上空不斷的投擲炸彈，直至終戰的那一刻。

面對更多的虛假，我們「應」做什麼，「能」做什麼？

即使不以戰爭的例子而言，在此次的土耳其地震，《BBC》報導稱AI演算所帶來的以假亂真的災區照片，用來騙取善款的例子屢見不鮮。可以說，網際網路的應用使得假訊息的識別與監管已經成為了當今人類社會的共業，但監管控制正與言論自由和權利表述是為翹翹板的反比存在。

更多的監管，雖意味著大多數的訊息能夠獲得訊息過濾，但仍有虛假訊息潛藏在私人團體的交流之中，未能達到所謂的「管控」的實質效果。且若所有的媒體或訊息發布者皆因戰時動員狀態，而受到監管，那麼誰來核實訊息或反向蒐證？豈不是讓整個社會都變成了一個「大本營」？說贏就贏，說獲得國際支援就獲得，然而人民僅能面對悲慘的現實而無人為其發聲？

也許，我們能夠以更好的方式來面對這個問題。在筆者所觀察的幾個案例裡頭，歐盟的作法也許十分適合台灣借鑑。

2018年，歐盟所發佈的《反虛假資訊行為守則》即是規定了網路平台和與社群媒體廣告部門對於防制虛假資訊傳播進行原則性的歸納，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打擊虛假資訊的自律監管工具。

隨之而來的還有2022年3月通過的《數位服務法案》（DSA）。主要是根據歐洲社會、以公民為中心重新審視、網路提供者和公部門間的關係，使平台建立更多的透明度與明確的責任制度，避免發生虛假訊息的來源與責任歸屬不清的情況。

被尊為「西方兵聖」的克勞塞維茲曾言：「戰爭無非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政治。」誠然，若外交關係或雙方對話機制失靈時，戰爭即很有可能成為政治家或政客的一種手段，但這絕非是犧牲和平時期的自由與蔑視民主國家的制度法治的理由。

我們理應學習和提升民眾對於新聞或訊息的思考與辨別能力，而非透過「愚民式」的管控，不僅毫無效用，更失去了統治正當與法治性，造成雙輸的後果。